第九章 抗战，得失
——《论抗战中前期的兵员补充问题》6·1兰州陆军参谋学院6·1 12/08/1957尽管西北的特使早已经到达贵阳，然而双方却丝毫没有谈拢的架势。
并再度宣示西北方面委任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湖北省电信监督、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参军处中将参军、鄂豫皖“剿总”党政委员会委员、湖北安陆人耿伯钊耿觐文为湖北省主席。
“抽壮丁”固然闹得民怨沸腾，但问题并非单单在于“抽壮丁”的政策不合理，以及被地方歪曲滥用，而是征兵后是否对新兵进行整训。
“你想留下来？”
根据西北的保密条例，戴纪柳可以不回答，但对方是李过的儿子，又是副长官部的警卫副营长，迟早会知道的，于是他一边跟着情报参谋匆匆向屋内走去，一边丢下一句：“日军占领了洪洞，临汾门户顿开，山西全境沦陷就在眼前了。”
在前线各部嗷嗷待哺的情况下，南方国民政府根本来不及对新兵加以训练就将其派上战场，当这些没有经过哪怕一点必要军事训练的新兵匆匆忙忙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编补了这些新兵的部队的战斗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最终未能贯彻执行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法令，西北方面也因为三年大旱，以及出兵蒙新等原因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刚刚正式施行征兵制度，因而导致了中日两国开战后，中方后备兵员的补充跟不上前方战损的速度。
李树青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一名情报处的参谋突然从屋内冲了出来，冲着戴纪柳耳语几句，小戴的脸色随即一变，于是李树青随口问道：“又出什么大事了？”
这也让东北军、鲁军、川军、杨虎城豫军等依附西北的旁系武装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不满和怀疑，也导致了这些旁系部队在西北鞭长莫及的地区私下采用南方“抽壮丁”的补充部队损失及因此而带来的战力削弱的问题。
“撤就撤吧。”
倚在歪脖柳树下的戴纪柳一边咬着玉米面的馒头一面跟刚刚升任警卫营副营长的李树青唠嗑着。
自咸同年间曾胡李左等中兴名臣为了镇压拜上帝教而编练团练乡勇开始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近七、八十年来，无论是最初的湘军、淮军等练勇练军还是以后的武卫军、常备军、新军等近代化陆军乃至于民国后的北洋军、西南地方实力派等中国各派军事力量基本上都是采用募兵的制度来扩充自己的实力。
在外界强有力的调停之下，双方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谈判，此后经过一番尔虞我诈的讨价还价、在无数谎言诺言，以及真心假意的折冲退让之后，实际并无心在此危局下真正打一场内战的兰州和贵阳最终在侵占了大半个国土的日军尚且虎视眈眈的局面下暂且罢手言和。
及委任曾担任过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贵州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中央大学教授朱庭祜为安徽省代省主席的两桩人事案非法。
2月10日，经过周密调度的湘鄂巴蜀康战区及冀鲁豫战区策动冷寅东、商震、刘和鼎等部约七个师的兵力强行兼并了自武汉撤退至钟祥、宜城、随枣等地的蒋桂军残部三万余人。
同样是面对兵力补充跟不上损失的问题，西北方面则采取了坚持制度化的分期分批次征兵方案，以及在各省、市补备司令部下设立新兵营对新兵实施转化训练的制度，以避免新兵们上了战场后沦为炮灰、消耗品的命运。
第二天，贵阳就报复性的扣留了自滇越铁路输入的二十车皮西北急需的化工原料和相关机械。
紧接着，贵阳方面又授意其下属第四、第五、第九等三个与西北控制区相邻的战区向西北控制下的各县派出部队，以武力驱逐西北派遣的各县国防政府官员、捣毁征兵站等军事设施、逮捕西北军官，由此引发了双方对抗的进一步升级。
戴纪柳仰头看了看远处白色的积雪。
“你不也是一样。”
而那些不愿意看到抗战大局崩坏的诸如宋庆龄、章乃器等坚定的抗战派、爱国人士，以及一心想把日军这股浊流堵在中国的英美苏等国驻华使领馆则纷纷出动斡旋。
其中除了清季新军及北洋前期对官兵的文化素质、技战术知识有过昙花一现的严格要求以外，其余时候对兵员的要求只有身强力壮、服从指挥等少数指标。
在这种片面的指标要求下，失地的农民、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纷纷涌入军队，更甚者连地痞、流氓无产者、土匪恶霸也混迹其中，以至于各派军队的作战能力，以及对外形象一落千丈，军队由此成了污浊染缸的代名词和有识之士误入的地方。
李树青撇撇嘴：“那是，要是老头子肯放行，我就申请去风陵渡桥头堡。”
根据双方妥协的结果，贵阳方面撤销对商震等部为叛军的指控、恢复其番号，默认西北拥有领导权的现状并赔偿西北伤亡人员抚恤金十五万元、归还西北被扣物资，承认西北分割成立渝州（川东）省，且把西北占据的滇北地区划入益州（川西）省境。
“听说了没有，总部要把李长官从山西调回去，副长官司令部也有可能裁撤？”
“可见总部已经很不看好山西的战局了。”
再加上其对蒋系以外的杂牌部队的成功挖角而不受惩罚，愈发的动摇了贵阳的统治基石，因而被认为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李树青双手捂在滚烫的搪瓷茶碗外沿心不在焉的回应着。
由此，安徽、湖北两地出现了西北委任的省政府与蒋系国民政府委任的省政府，以及日军控制下的伪政府三方并存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一个日军大队可以击溃中方一个师，一个日军联队可以摧毁中方一个军的神话，而南方国军也因此，形成了补充、战败、再补充、再战败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了己方在军械弹药储备，以及人力补充上的沉重压力。
至于西北则通过跟贵阳叫板确保了其在益州、渝州、西康三省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从贵阳治下摄取了湘西、滇北、鄂西之地，实力更是有所上升。
“咱们在山西现而今也就一个第二二一师，连说硬话的余地都没有，干撑着不就是为了给老西打气嘛？如今老西自己这口气都散了，咱们还怎么撑下去？不如早撤了，能守住风陵渡就守，不能守就炸了铁路桥，小鬼子就是神仙也飞不过黄河去。”
2月6日，西北宣布扣留了自天山入境的、主要供给蒋军使用的二万五千吨苏俄援华军火。
双方各取所需，平白在岁末年初上演了一场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的大戏。
“算了吧，你当初怎么劝我的，想都不用想了。”
2月11日，布置在湘西方面的蒋军四个团则报复性的进入西北划定的川东省境内，打死打伤西北军政人员数百名，造成了耸人听闻的桑植惨案。
“过过干瘾嘛。”
西北则交还吞并蒋、桂两部过程中被扣押的中高级军官、交付被扣军火，默认贵阳对云南的占领。
“话不能这么说。”
当然，只要西北还存在取而代之的念想，西北与蒋系之间的关系就势必继续对立下去，于是为了表明自己正统的地位，贵阳国民政府依旧不承认西北委任的湖北、安徽两省政府的合法性。
对于这种致命的人力缺口，主导南方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广泛采用“抽壮丁”的极端方式予以解决。
李树青看了看对方。
虽说这次交易让蒋系中央政府的颜面彻底丧尽，但蒋系通过谈判确保了云南的新地盘及由此带来的维系其存亡的“新”财源和人力资源并继续扼住西北与英法美等国联系的生命线，更重要的是成功的转移了因为汪兆铭投日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被认为获得了眼前的实利。
戴纪柳叹了口气。
眼见得双方的矛盾激化，一场内战就要开打，心思诡异的冯玉祥、宋哲元等失意军人及主张对日妥协的汪系潜伏人员纷纷跳上前台指手画脚、推波助澜，试图将局面搞浑。
为此，翌日，西北便高调宣布调动八个师进入滇蜀边境。
“要是让小鬼子突到河边，那咱们的大动脉就要在人家炮口底下了，我以为总部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就算撤了副长官司令部，总还要留下部队在中条山、王屋山坚持的。”
1939年2月1日，贵阳国民政府以西北分割川东、鄂西、湘西、黔北的六十余个县建立以重庆为首府、原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省主席的川东新省为非法人事为开端，一连在五天内连续颁发四道国府令，先后撸夺投靠西北的商震、孙连仲、刘和鼎部的番号，宣称其为叛军。
正是出于扭转社会观感、提高兵员素质，以及更方便的扩充己方实力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考虑和对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预判，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北方面不约而同的先后颁布了，以征兵制为核心内容的《兵役法》然而南京政府因为直接控制区极其有限、控制区外政令不通及政府财力不足，以应对频繁的内战等原因。
可如此一来，新兵入役的时间就明显被拖长了，再加上西北前期扩军时已经使得西北诸省短期内可用的兵员出现了枯竭，而在四川、河南、安徽等新近掌握地区获取兵源又不如推行《兵役法》数年的西北地区便捷等原因，因此，造成了前线部队补充速度显得分外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