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美国大萧条中的穷人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12月5日，胡佛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
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1933年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
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大众的饥肠辘辘与富人的脑满肠肥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血汗工厂、工资、福利与政府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农民与农业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
胡佛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
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
《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要为真理而斗争……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欺骗、敲诈、恶棍与财富的集中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